福州有限公司税收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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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税务总局于1993年12月27日公布的《营业税税目注释》第七条（一）解释“代理业，是指代委托人办理受托事项的业务，包括代购代销货物、代办进出口、介绍服务、其他代理服务”，而“其他代理服务，是指受托办理……的业务”，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代理”的关键是“受托办理”，但《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并没有对代理业中的代收款项作为应税收入的扣减项目。
②广东省地方税务总局1998年10月9日粤地税函［1998］286号文“对其代收的水电费、电话费，可扣除其代付的水、电费、电话费的余额，按‘服务业——代理业’税目征收营业税”的规定将代理业中的物业管理服务中的代收款项“水电费、电话费”作为应税收入的扣减项目。
③国家税务总局1998年12月16日公布的国税发［1998］217号文第一款“物业管理企业代有关部门收取水费、电费、燃（煤）气费、维修基金、房租的行为，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目中的‘代理’业务，因此，对物业管理企业代有关部门收取的水费、电费、燃（煤）气费、维修基金、房租不计征营业税，对其从事此项代理业务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应当征收营业税”的规定实际上是对《营业税税目注释》的重复，并对物业管理中的代收款项做了仔细的罗列，但是罗列项目又不齐全，难道物业管理公司的代收款项仅有“水费、电费、燃（煤）气费、维修基金、房租”六项吗？如果增加其他代收款项，是由基层税务机关自行裁决还是再向税务总局请示？规章的措辞存在不严谨的嫌疑。
④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1月15日公布的财税［2003］16号文第三点“从事物业管理的单位，以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全部收入减去代业主支付的水、电、燃气以及代承租者支付的水、电、燃气、房屋租金的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也采用了上述国税发［1998］217号的方式来罗列应税收入可以扣减的代收款项，即未经罗列的项目不得作为代收款项在应税收入中扣减。
⑤广东省地方税务局2003年5月29日的粤地税函［2003］339号文“物业管理单位代业主、承租者收取的水费、电费、燃气费、房屋租金、房屋维修基金及其他代收款项的行为，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中的‘代理’业务，即以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全部收入减去代业主、承租者支付的水费、电费、燃气费、房屋租金和其他代收代付款项后余额为营业额征收营业税”的规定就扩大了财税［2003］16号文的扣除项目，增加了“房屋维修基金及其他代收款项”。
（3）结论。在本案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下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在规章的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尊重已有文件的定义，文件中措辞不够严谨，增加了基层税务机关因理解不同而产生的自由裁量权；下一级税务机关在转发上级税务机关文件时，随意扩大解释的范围，姑且不论其合理性，至少在权利上是无效的。而案例中的代收款项哪些是不需要纳税，哪些仍然应纳入应税收入就显得有些模糊了。
合理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这一行为是纳税人和税收征管机关就税收法律的有效使用与认可的矛盾体，只有当双方对税收法律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趋于一致时，合理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才是合法的和低风险的。但在税收立法中如果不能使税收法律条文的内涵与外延相统一，不能明确税收执法程序，不能明确各级税收立法者的权力，不能通过法律来保障税收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不能在税收法律的适用中保证税收违法成本必然大于其收益，合理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合理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而只是某些势力派人物的寻租手段。只有通过税收立法的完善，使税收法律的公平性特征得以实现，使纳税人获得在税收法律面前的平等，那些恣意曲解税收法律的行为才会消失，纳税人才可能有效预测税收法律适用的结果，才愿意遵循税收法律寻找利用福州税收优惠政策，不过分解读，不乱用，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的空间，小心谨慎地进行合理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以避免承担法律责任将是纳税人的必然选择。完善税收立法才能尽量消除上述问题。
1、国家对税收立法的总体控制包括对国家征收税的权利的控制，以及对税收立法者行使税收立法权的控制。这里讨论的是后一个问题，即当需要征收一种税时，应该从制度上控制税收立法者的权利；同时，这里所说的税收立法者不但包括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者，而且还包括税收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
公司治理理论众多，其中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之间的授权、约束、监控行为的适当性的讨论也许可以用来思考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等各级权力机构在税收立法权上的决策、执行、监督方面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股东大会作为整个公司最高的权力机构，如何激励董事会和管理层这一公司权力的执行机构，如何有效地监督、约束权力机构，促使执行机构与股东的利益趋同，防止权力执行机构滥用权力，避免公司的整体价值遭到损害，监督、激励、经理人市场等机制就很重要。其中监督机构的设置或许可引入税收立法权的监督上，监督机构（监事会）独立于执行机构而直接对股东大会负责的机制引入到对税收立法者权力的制约监督，就是要求存在一个由全国人大负责选举并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监督组织来监督各级权力机构在税收立法权上的执行是否符合立法决策的本质要求、税收权力的执行是否符合法律要求。
2、税收立法组织内部对各环节的控制
是指如何利用内部控制理论中一些思想来指导构建对各个层次税收立法权的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方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包括：内部控制的制度设计必须结合控制环境的实际情况，以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实施；通过程序的规范来确保结果的可信任；实施控制的各个层级（即组织结构）之间权力的合理分配与监督。具体运用到税收立法中则表现如下。
（2）程序虽然不能保证最好的结果产生，但可以防止最恶劣的情形出现，因而必须对税收立法程序予以高度重视。最高层次的税收立法者应该在税收法律中明确而细致地规定法律、法规的税收立法者进行税收立法的程序。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四个环节的清晰及可操作性是整个立法工作的关键，使这两个层次的立法者能够通过该层次的税收立法程序来制定出品质有保障的税收法律、法规。税收立法者要确保立法程序的透明性，使每个公民都能监督立法者在程序上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使那些违反程序而制定的税收法规无所遁形。
（3）税收立法的组织结构应该在最高层次的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立法的形式来明确，并且明确规定各层级税收立法者的立法权限。例如，规定在法律这一层次的立法者应该在制定的税收法律中明确界定各课税要素的内涵与外延；法规的制定者只能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在规定的条件下，通过法定的程序就课税要素的外延进行适度调整；规章的制定者只能根据法律的授权在更小的范围内对更具体的事项作出规定，而且还必须保持与上一级的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同时，权力机构还须在配置税收立法的组织结构时充分考虑监督体系的独立性，并通过立法来确保监督体系的设置与运行程序，同时授予监督体系一票否决税收立法合法性的权力。